林 红 翟绪军｜以系统观念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晋江经验”的再思考
林 红
林红，管理学博士，闽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闽江学院研究基地研究员；
翟绪军，管理学博士，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教授。
摘 要
县域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其构成要素的复杂性和任务功能的多样性决定了推进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应用系统观念，从整体上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特征并促进发展要素耦合及其效能提升。多年来，晋江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全局性谋划来夯实经济发展根基、提升综合竞争实力、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服务、拓展县域经济发展格局以形成“围棋效应”，这些都为全国县域发展留下了宝贵经验。为此，政府应注重目标高阶激励、时势演进、创新驱动、发展均衡性，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提升。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现有研究较多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探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模式及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等，并在此基础上对县域经济发展开展水平测度及分析发展的空间差异性，还有学者从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体制“瓶颈”、核心竞争力、产业布局等方面开展研究。学术界关于系统观念和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探讨的文献较少。鉴于此，本文深入分析坚持系统观念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效，旨在将系统观念贯穿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晋江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证明，做好县域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系统谋划和统筹协调。本文从系统观念的视角解码晋江作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样本”的成长之路，从发展生产力、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政府加强引导和服务、拓展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四个方面分析其如何实现经济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并由此发掘“晋江实验”在践行系统观念、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方面的启示。
县域经济发展需强化系统观念的理论指导
县域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且以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为发展主题和方向的区域经济，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县域经济作为复杂的巨大系统，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是经济活动各环节、各个产业全面协调发展、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来指导经济发展实践。本文将从系统观念视角研究县域经济发展并对其加以评估和展望。
（一）县域经济发展实践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2）为快速发展期。这一阶段县域经济的概念还未明确提出，但已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农业产业化步伐也随之加快，同时以各类园区为代表初步形成专业集中的园区经济，且园区经济成为经济强县的重要支撑。第二阶段（2002—2012）为非均衡发展期。这一阶段在整体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中相对注重“重点突破”，导致出现区域经济持续分化、区域不平衡程度加大，由此县域经济受到关注。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为转型升级期。这一阶段把县域经济发展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进行“系统谋划”，县域经济进入提质、增效、升级发展的新阶段。由县域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可见，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急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而坚持系统观念是进一步深化县域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生态化、绿色化的经济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我国有将近3000个县城，它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兴衰，因此发挥县域经济潜力和韧性尤为重要。2013—2020年，1760个样本县域的GDP名义年增速为5.5%，较全国低2.5个百分点；特别是第二产业增速为1.7%，较全国低3.9个百分点。与大中城市相比，县域经济的弱势竞争地位较为凸显。为实现县域经济发展最优目标，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为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县域经济是实证性非常强的经济形态，学术界主要从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集聚、农民工返乡创业、资源禀赋与政区类型、城乡关系的演变、县域经济差异及时空演化等诸多方面对县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展开研究；主要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法、回归模型、ESDA与GWR模型等研究方法进行量化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促进城市群发展需妥善应对区域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差距过大产生的“虹吸效应”，适度抑制虹吸效应的强度，防止城市群对周边县域的虹吸效应过大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国县域经济总体上呈现平衡增长态势，但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增长存在很大异质性，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经济生态化构成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四个重要路径。以制度变革和主动融入区域协同发展为着力点，通过产业前向后向关联、区域市场一体化，从县域竞争走向县域竞合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就当代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而言，已由过去在实践上相对注重“重点突破”转向从战略上对县域进行“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二）系统观念指导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
系统观念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它以系统思维为出发点，运用系统思维分析事物内在机理，立足整体视域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统筹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其理论源头和逻辑起点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坚持唯物辩证法，就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系统观念是对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具体深化，强调系统若干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从而结合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揭示社会系统的特征和运动规律，也可将其简称为整体观、全局观。整体观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它是把目标、以系统观念实现目标的过程、过程优化及对未来影响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整体观是系统思维运动的成果，系统思维方式将整体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由客观事物的整体性所决定的。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六个必须坚持”，其中一个就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系统观念原则，即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须坚持运用系统观念观大势、看问题、作决策，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和整体性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反复强调要坚持运用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分析问题、处理矛盾、指导工作：“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经济发展系统主要由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运行机制、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产业组织结构、匹配的资本规模等要素构成，这些要素是促进经济发展普遍适用的规律，县域经济发展也不例外。县域经济系统结构是否优化、系统环境好坏，直接影响着系统运行状态及其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质量。顶层设计者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精准把握县域经济运行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既尊重市场普遍的经济规律，又区别对待县域经济发展特殊性，及时把握时代变化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地、系统地总结县域经济实践，寻找符合本地区县域经济具体实际的内在规律。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蕴藏在县域经济中的客观内在规律，就很难在纷繁复杂的实践中驾驭好县域经济工作。因此，要着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发展结构的协调性、生态环保的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有效性、共享性，就必须不断深化和拓展系统观念与当代县域经济发展实践情境的有机结合，提高践行系统观念的能力和水平，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这是贯穿我国现代化进程始终的主线。
系统观念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效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涉及各领域的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把系统观念作为推动其各项工作的重要原则。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全面系统地推动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形成县域经济现代化总体效应，在新发展格局中做强做优县域经济。
（一）“跳出县域看县域”拓宽视野格局
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应精准把握其整体性特征，用好系统规律，以系统观念思考和谋划工作，为发展系统化和制度化提供科学准确的判断，从而提高发展的整体功效。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基础层次和基本细胞，也是具有地域特色、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是稳经济、保民生、促发展的重要基础。从系统观念来看，一县之域毕竟空间有限、资源有限、市场有限，因此，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跳出传统的县域思维，站位全局看县域，努力打破种种局限，在全省、全国乃至全球更大范围内去配置资源，抓住发展机遇，借势借力发展。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应体现时空的连续性。县域经济发展是较长时段的攻坚任务，不能脱离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盲目建设，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空间，推进城乡融合，久久为功，坚持中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县域发展已经明确纳入乡村振兴范畴，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地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新支点，而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因而也需要将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要求贯穿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二）“全要素”联动打造县域经济共同体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瞄准共同富裕目标的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涉及县域经济发展的各个要素，而各个要素之间的耦合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县域经济发展，耦合度越高，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联动作用越大，反之，则相反。坚持系统观念，是增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之间耦合度，实现持续发展、由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进化的重要理念和方法。一是创建利益共同体，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各主体要素的耦合，着眼于协调各主体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结构调整来优化系统效能，提高政府、企业、个人的系统思维和大局意识，实现彼此之间的良性、正向互动。推进县域经济发展要立足长远、着眼整体，加强不同主体的各领域与板块的协同发展，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在实践中优化县域经济发展，重构产业布局，打造县域经济共同体。二是联动打造责任共同体，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配置等各职能要素的耦合，各职能之间相互协同，共同支撑县域经济和谐、跨越高质量发展；明确合理的功能分区，推进县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造经济、空间、民生县域共同体三大基础。
（三）以重点突破提升县域经济整体效能
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显性成效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显著增加、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人民生活品质稳步提升、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等方面，而其隐性成效主要是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增强，两者共同作用使县域经济发展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以系统观念来思考和谋划工作，有助于处理好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复杂关系，从整体上谋划设定共同富裕的目标，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实践进程，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做好各项工作、实现奋斗目标的基本遵循。一方面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部分带动整体，优化治理方式。坚持系统观念能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各个主体对照目标找差距，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要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和约束，围绕共同富裕目标，明晰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包括详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具体而言，就是要把县域经济发展摆到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全局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中，以县域经济发展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贡献度来检验发展效能。另一方面是抓重点，统筹推进。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短板和弱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从而实现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将经济规范发展与目标实现有机融合，以经济发展、城乡融合、生态环境、生活品质、安全发展等总体成效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来衡量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运用系统观念指引县域经济发展实践的晋江“样本”
晋江在县域改革实践中注重发展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换挡提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双轮驱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源于其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性实践的“晋江实验”，至今仍有指导意义。2002年，习近平同志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将“晋江经验”总结为“六个始终坚持”“处理好五大关系”。“晋江经验”的提出，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同志统筹全局的系统观念。晋江的经济发展实践始终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痛点”，采取不同类型的应对策略加以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实现了晋江经济发展的整体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要学习借鉴“晋江经验”，洞察“晋江经验”对系统观念的运用，在发展中站稳人民立场，善于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在统筹当前和长远、局部与全局、重点与非重点的探索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前瞻思考，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发展的各个时期，坚持系统观念已成为指导晋江发展实践和谋划工作的优良传统。“晋江经验”的前瞻性主要体现在能够以战略眼光审视大势和大局，立足于当前，建构面向未来的发展规划，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准确地判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接的生产力，同时依靠改革积极发现和培育市场，优化营商环境，形成同市场对接、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1978年，晋江人均GDP只有154元，在全国处于后列，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当时就是抓住了生产力这一根本要素，紧紧扭住了发展生产力这个“牛鼻子”，改变了晋江贫穷落后的面貌。习近平同志在2002年发表于《福建日报》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一文中，对晋江经济发展作如下阐述：一方面从生产关系入手，努力破除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从提高生产力自身的发展水平入手，积极引进现代生产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断提高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素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较好地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习近平同志把“晋江经验”概括为“六个始终坚持”，高度概括了发展生产力的成功经验。新时代新征程，无论是实现县域创新驱动战略，还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都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高瞻远瞩、着眼未来作出战略部署。
（二）重点突破，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提升综合竞争力
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吸收和借鉴其他区域的成功经验，又必须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扎根本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进行改革创新，形成有助于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管理机制和文化环境。改革开放之初，晋江从立足本地优势的“三闲”（闲房、闲资、闲置劳动力）起步，充分利用侨乡海外联系优势、劳动力充足且廉价的特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积累资本。鼓励和支持乡镇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开发新产品，重视发展民营经济，以民营经济支撑县域经济的晋江发展经验成为探索县域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实践样本。2008年以来，晋江坚持走工业化和城镇化互促共进、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13年以后又确立了先进制造业立市、高新产业强市、现代服务业兴市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一方面，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继续学习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做法，在甄别和选择的基础上实现本土化转型，将其他地区在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经验融入本地发展实践，通过“本土化创新”之路，突出特色，以创新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立足当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就究竟是“晋江模式”还是“晋江经验”的话题指出：“除了晋江这种模式以外，其实泉州所有县也都在借鉴‘三为主一共同’的思路，但在借鉴过程中又各有各的发展特色，并不是照搬晋江原有的模式，以后其他地区再来借鉴这种思路，也不会照搬模式。所以我们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因晋江发展的实践还在继续，创造经验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这更符合对它将来做得更好、走得更快的一种期待。尤其是进入新发展阶段，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激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增添活力，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实现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顶层设计，政府加强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
科学的顶层设计能够抓住全局工作中具有根本性影响力的本质性问题，既能够观照全局，又能洞悉其内在关联性，以适应县域发展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发展的动态要求。县域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顶层设计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到晋江调研，当得知晋江农业的比重只剩下百分之三点多时，他强调晋江应更加侧重产业发展、民企转型和城镇化建设。此后，晋江市按照要求，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2001年成立企业上市领导小组办公室，2002年提出品牌运营和资本运营双翼计划等，进一步规范企业的经营、财务管理制度，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这些经验做法说明，应充分发挥政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作用。一方面，政府应透彻分析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破除发展阻力，研判弱项短板并反思总结，以推动各项经济工作均衡发展，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通过有效统筹集聚力量进而在短时间内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尤其要在打造特色产业、公共服务供给、政府治理能力、市政设施建设等方面提质升级，大幅度提升县域经济实力、竞争力和城镇化建设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在发挥引领和服务作用的同时，应探索形成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场景、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助力提高民营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为全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经验样本。此外，还要不断加强“晋江经验”价值理念的传播，总结“晋江经验”的成效以及发挥敢拼敢赢的企业家精神，不断提升“晋江经验”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四）全局谋划，拓展县域经济发展格局以形成“围棋效应”
系统观念反映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用系统观念指导实践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经济社会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其内核是在尊重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发展战略。对于县域经济发展实践而言，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有助于全面考量科学谋划、统筹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围棋效应”。晋江连续29年（1994—2002）领跑福建县域经济，被称为“福建第一县”，连续22年（2001—2022）年跻身全国十强县，县域经济竞争力强劲。而且，它的辐射与带动效应明显。随着晋江企业与产业集群的扩张，仅泉州市就有晋江、石狮、南安、惠安和安溪等5个全国百强县，被称为“泉州现象”，直接带动了整个泉州民营经济乃至整个闽南的发展。“晋江经验”还通过“山海协作对口帮扶”等辐射到闽西的长汀等地，深化山海协作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以此来看，县域经济发展首先要做到从全局谋划一域，把县域经济发展放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放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新经济形态、科技优势、特色创新平台等，不断拓展县域经济发展新的生长点、培育差异化特色产业，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速度、质量、效益结构、安全相统一，为县域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做好系统性谋划。其次，在组织实施方面，注重发展的长效性，充分考虑县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将长期、中期、短期的规划目标具体化、现实化、可操作化并保持有序衔接，把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来，不断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效能。最后，在担当作为方面，大力倡导将民营企业和个人的发展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增强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进取意识，激发其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鼓励其为全力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启示：“五个注重”统筹谋划一体推进
“晋江经验”是理论指导改革发展实践的典范，也是以系统观念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坚持系统观念，归根到底就是要运用系统方法抓改革、谋创新、促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这既是新时代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可围绕以下五个“注重”进行。
（一）注重目标高阶激励，形成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
县域经济在新发展阶段体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主旋律，且高质量发展最广阔最深厚的基础在县域经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增强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裕程度、绿色水平等，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整体目标，促进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实现三大变革必须营造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体系。首先，政府要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扮演好“舵手”角色。增强政绩考核的专业性、权威性和独立性，引入第三方作为政绩考核的主体，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工作表现和工作成效作出评估。其次，要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价激励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竞争活力。确立绩效评价目标，将利益相关者纳入绩效评价全过程，采用多样化激励方式，把一般与权变激励、物质与精神激励、个人与组织激励等方式结合起来，激励县域经济竞相发展。最后，实施持续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举措。比如，可设立县域经济发展专项奖励资金，对获得年度高质量发展进步的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奖励补助力度等；实施产业发展激励政策，鼓励做大做强县域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总之，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环境制度体系可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进而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二）注重发展的时与势，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条件
系统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组成、空间位置、内在结构及内部与外部环境都处在动态演化进程中。为此，运用系统观念统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洞察时与势，注重发展的时势演进，对系统自身变化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思考。“时”就是县域经济发展时机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征，“势”就是县域经济发展趋势或走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要从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推进经济发展实践，这就要求县域经济发展的各个主体要深入透彻地认识和了解当地实际，并不断研判新形势和新问题，全面把握经济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系统及其每个子系统要理清功能，锚定共同富裕目标，在发展中运用矛盾分析法解构经济发展系统中特定时期、特定阶段的中心任务及系统内部多重关系，研判当地经济发展的优势和短板，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准确定位阶段性工作目标，使得各项举措更具针对性。同时，政府还应正确认识县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客观现实，找准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关键点、着力点，补齐短板、厚植优势、提高实效。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企业、个人在新时代的境遇中要善于把握机遇，顺应发展时势，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三）注重创新驱动引领，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动力
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践行新发展理念，而贯彻新发展理念体现了系统观念的本质和精髓。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方面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相互贯通、相互促进，以系统思维方式把握县域经济发展，需将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视为一体。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作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县域经济发展实践，其发展的动力在于创新。一方面，遵循系统论基本原理，把握创新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间的关联性、协同性。要协调处理好“五大关系”，发挥彼此的相互带动和引领作用，“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推动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要切实推动县域经济的绿色发展，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清洁能源发展相统一。在县域经济开放发展中，综合考虑城市群及国内外变化形势，推进内外联动，找准自己的定位，发展目的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把握蕴含在新发展格局中的系统性要求，以系统方法将县域经济发展与服务新发展格局协同推进。推进县域经济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未来经济发展潜能，解决发展境况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在构建发展新格局中赢得主动与先机，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四）注重主体高效协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均衡性
因经济社会发展内部各子系统及要素的布局往往是非平衡性的，这就需要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聚焦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呈现出不同特征所处的阶段及现实环境。主体在进行谋划和解决重大问题时需做好战略性布局，做到因时因势而变，统筹中远期的战略谋划，运用动态、发展眼光聚焦当地的战略需求，确保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县级政府各部门内部、同级县级政府之间、县级政府与下一级乡政府各主体间打造高效协同机制，明确责、权、利，各方优势互补协同共治，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实现均衡发展为县域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空间。必须注意，县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不充分之处：一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内部县城与乡村之间、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配置不均衡依然存在。二是县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县级城市经济规模小，整体实力较弱，但省会周边县市或资源大县发展较好。三是县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均衡。物质文明建设是经济发展最直观的体现，精神文明必须坚持以文化人，应注重加强对县域历史人文和文化空间的保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四是县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均衡。作为国民经济基本单元的县域经济，其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城乡、工农利益的均衡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及公共财政资金配置的均衡化，集聚优质生产要素，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根基。
（五）注重发展的过程性、长期性，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县域经济发展也不例外，它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过程，体现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的广延性交替。为此，政府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必须把战略思维立足于实现长线目标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实际行动，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地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要注重过程的连续性。各主体应当意识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扎实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结合县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动态调整发展目标、改革举措和保障措施，同时还要确保新发展理念、政策引导、营商环境等政策的相对连续性，强化政策支持，做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谋划和发展成就的阶段性评估，把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向更高水平。二要看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项长期任务。各相关主体要清醒地认识经济运行稳中有变，会面临一些新的风险、新的挑战，既要看到有利因素，又要看到错综复杂的局面，要把目标定实、措施更有针对性，克服外部干扰，防范经济风险，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政府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三要持久性地奋斗。各主体应当保持一定的韧劲，将个人、企业发展融入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推动和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强化企业家作为奋斗者、实践者等多重角色的深层心理认知与行动自觉；营造支持企业发展、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团结带领民营经济人士和企业家树立家国情怀，让他们在奋斗中切实感受政府和全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关心和支持。
结 语
县域是政治、经济、社会目标的基本执行单元，在我国经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等重大决策实施和推进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系统观念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工具，也是政府规划和政策制定的重要思想支撑。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解决县域要素优势发挥之困，从系统论出发，从整体上、全局上认识和处理县域经济发展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加强顶层设计破解关键领域难题，最优配置各种资源，实现县域治理、经济发展、资源承载等领域协同推进，在推进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朝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断迈进。县域经济发展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动态演进过程，所以，县域经济发展要从自身所处发展阶段及经济特点出发，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之下不断探索创新、不断改进。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样本众多，本文重点聚焦“晋江经验”，针对系统观念指导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进行了静态关系的研究，未来随着县域经济发展实践的需要，研究者将关注更多的县域，进一步动态地分析经济发展诸要素的变化及结合方式、相互作用，使得各要素或子系统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把握得更为准确，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增强发展措施的协调性。展望未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的着力点，可从厘清新时代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入手，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县域经济现代化的研究分析框架、核心主题、基本特征、主要目标等；进一步拓展中国式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并加以归类和比较、分析影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发展战略和政策分析环节，增强战略与政策指引的精准度；既要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视角，又要超越仅专注县级区域的做法，加强与上、下一级政府经济发展相互衔接和互动机制的综合研究，实现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相对接。
〔责任编辑：徐淑云〕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3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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